教会历史系列七
西罗马的灭亡和教会的新机遇
回顾
上次我们提到教会的挑战和危机，在初期四五百年的教会历史中，福音成功的从犹太文化背景中跳出来，移植到希腊文化背景中。很多人认为教会被希腊文化同化，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是教会同化了希腊文化，将其改造成基督教文明。但是在改造过程中，教会也因人的罪，导致各种错误的教导进入教会，使得教会越发腐败。
接下来我们看西罗马被蛮族灭亡后，教会是怎样在艰难的情况下，靠神的大能扭曲局势。
引言
在讲教会历史最开始时候，就提过基督教的传播好像石子在水中激起的层层涟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福音始于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徒 1-2），后来传播到撒玛利亚（徒 8），再后来传播到了希腊人中（徒 9-28）。这里的“希腊人”指的是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居民，因其文化是希腊罗马文化而得名。尽管撒玛利亚人声称自己侍奉雅各的神，但在犹太人看来，他们仍然是异教徒，即与真神隔绝的人。而希腊人更是十足的异教徒，因为他们对以色列的神一无所知。
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希腊罗马世界信奉异教，但他们却拥有高度的文化。不信独一真神并没有阻碍其发展成为高度都市化、文明化而又结构健全的社会。
经过近 300 年的时间，基督教传入了罗马这个文明社会，并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由受逼迫的信仰成为国教。随后的 150 年中，这一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并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前达到了顶峰。
为了便于管理，早在君士坦丁在位期间，罗马帝国就被划分成了东西两部分。东罗马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继续存在了上千年时间，西罗马则在蛮族部落的攻击下灭亡了。而蛮族的攻击是发生在今天西欧地区的更大规模侵略行为的一部分，包括盎格鲁和撒克逊人对今天的苏格兰地区的侵略。对罗马来说，主要的冲突发生在罗马人与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之间。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起源于多瑙河和莱茵河对岸，曾一度与罗马结盟，驻扎在帝国边境地区。但当受到来自匈奴的压力时，他们转而与曾经的盟国敌对，推进到了罗马帝国腹地，并最终占领了罗马城。结果，西罗马帝国灭亡，被各大蛮族占领成为多个小国。
这些入侵的部族常被称为“蛮族”，这不是说他们完全无知，他们有自己的习俗和宗教，有放牧和耕种的技能。之所以用“蛮族”一词称呼他们，是因为这些人只有口述文化，没有书面文化。
但在这一动荡时期，基督教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还在不久的将来征服了这些未开化的异教徒，如同当初征服那些高度文明的异教徒一样。可以说，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蛮族王国在西欧的兴起是基督教传播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段历史表明，福音不仅仅是面向希腊人和犹太人这些相当开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的，也是面向蛮族那些尚未开化或未受教育的人群的（西 3:11）。基督教继续证明了自己是普世性的宗教。我们首先来看教会在蛮族国家基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其次我们会关注“基督教国家”这一思想是如何产生的。
一、教会的角色：教皇制的兴起
在我们新教的很多信徒观念中，教皇的出现是教会堕落的标志之一。其实教皇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和影响下出现的，这是教会为了存活下去不得已发展出来的一种集权制度，如果你注意希腊东正教，他们就没有所谓的教皇。今天我们新教没有教皇，不也是乱七八糟的么？所以教会堕落不能单单责怪教皇，我不是说教皇制正确，而是说这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我们要反思历史。
早期教会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城市的教会地位突升，成为地区性领袖。当时的五个主要城市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提阿、君士坦丁堡、罗马和耶路撒冷。在前 4个世纪中，尽管基督教的中心在东罗马帝国，但罗马教会影响极大，远远超过了其地理位置和教会规模的相应分量。罗马教会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仅因为保罗曾到过那里，还因为彼得也曾与之有密切关系，并且这两位使徒也是在罗马殉道的。
罗马主教在早期教会的教义和体制的发展中都起了重大作用。罗马的主教克莱芒（Clement）在公元 96 年的一封信中给哥林多教会提出了一些建议，这是罗马主教对其他教会发出权威性意见的开始。主教维克多（Victor）（189-198 年在位）参与了确定复活节日期一事，撒尔底迦会议（the Council of Sardica）（公元 343 年）规定，可以将地方会议的决议向罗马主教上诉，这就表明，罗马主教受到其他教会的尊重。大马士革一世（Damascus I）（366-384 年在位）试图将罗马主教的权柄正式规定下来，他又委任耶柔米（Jerome）把圣经翻译成拉丁语。在前面提到，利奥一世（440-461 任罗马主教）在基督神人二性的争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迦克敦信经》（451 年）就是以他的观点为基础制定的。
到了 4 世纪，罗马主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基督教的中心仍然位于东地中海地区，尽管帝国的首都迁到了君士坦丁堡，罗马主教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并且在匈奴人攻打罗马城的时候，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和对方谈判，并保全了罗马城。
罗马主教的重要性在帝国趋近灭亡时更是日渐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在蛮族国家取代罗马帝国之后，利奥一世和盖拉西厄斯（Gelasius）（492-296 任罗马主教）极力为“世上有两大权势，即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的观点辩护。在他们看来，教会的权柄高于国家的权力。
到了 6 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开始用“教皇”一词来特指罗马主教了。在此之前，这一词汇用来尊称教会的高级圣职人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I）（590-604 年任罗马主教）对这个词的用法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只能用在罗马主教身上。
格列高利任罗马主教时是早期教皇制度的鼎盛时期，他既参与政治事务又参与教会事务。在带领民众抵御蛮族伦巴底人侵略意大利一事上，他做了属世统治者当做之事。在教会事务上，他改革财政制度，又根据帝国原先的地域划分来组织教区；他制定了后来沿用许久的释经方式，即寻求经文的字面含义、奥秘含义及道德含义；他还制定了教牧关怀的方法，称自己为众仆之仆；他引入基督教日历，以此提醒人们记念基督生平的重要事件，并改革了教会音乐（格列高利圣咏），使教会有了统一成型的敬拜仪式。
格列高利在推动宣教事工方面也起了关键作用。他盼望将蛮族占领的欧洲再次基督教化，特别关注那些原属罗马帝国版图，但是异教徒占领后而导致教会消失的地区，以及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地区。关于这一点需要指出，并非整个欧洲地区都需要被基督教化，因为占领西罗马的蛮族部落中，许多早就是基督徒了（比如哥特人），有些在占领某一地区后很快成了基督徒（比如占领今天法国的法兰克人）。格列高利盼望在宣教时尽力接纳异教习俗，为基督的缘故尊重它们。
尽管格列高利影响深远，但其影响力主要是因为，长久以来罗马主教的地位都极其重要，到格列高利任罗马主教时，这一地位达到了顶点。罗马是教会活动和影响的中心，在英格兰，当来自爱尔兰和罗马的不同传统发生冲突时，罗马方式占了上风；此外，资助英格兰的宣教士向莱茵河以东、以北的部落即今天的荷兰和德国传福音的，也是罗马的主教。
从历史上看，我们必须承认，罗马教会的主教对蛮族人进行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作为决定了西欧的基督教会发展方向。在他们的领导下，不同国家的教会之间开始合一。正如在帝国时期罗马城在民事事务方面为全国树立了榜样一样，现在罗马城的教会在教会事务方面也为其他教会树立了榜样。
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教会特征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这是由接受福音之人的特点造成的。
二、基督教国家
尽管基督教成为了罗马的国教，但罗马帝国从未成为基督教国家，帝国内仍然存在许多其他宗教。但当福音临到蛮族各国时，情形就不同了，那时常常是许多人一起归信，整个部落一起改变宗教，群体性受洗事件也有据可查，比如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和大约三千人一起受洗；将近500年之后的988年，当俄罗斯王子弗拉基米尔决定接受基督教后，在基辅吩咐他的子民受洗，于是上千上万人在第聂伯河受了洗。
这种群体性信主的做法与我们强调个人信主和得救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认识到，今天我们强调个人性归信和得救的做法，是最近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来自突出个人重要性的 18 世纪后期的启蒙运动，个人地位的上升是以牺牲集体的地位为代价的。
圣经告诉我们，信仰是个人的事，也是集体的事，因此我们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而应把个人置于集体之中来看。从神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立约一事就可以看出。神与以色列人之间有圣约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相信并顺服神，而只是说他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子民。
这一模式在新约中仍然如此，那里很少有个人性归信的例子，通常都是多人一起信主。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这应许是给信徒和他们的儿女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使徒行传中确实有一家人一起归信的例子（徒 16:31-34）。
福音最初在罗马帝国中传播时，由于部落这一结构早已不存在了，而是融入了帝国之中，所以根本谈不上整个部落归信一事。随着部落这一基本单位的解体，剩下的就只有更基本的单位——家庭了。
但是当罗马帝国被各蛮族瓜分以后，由于部落习俗在蛮族的集体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一位作者论到这一点说：“每个婴孩生来就受到他所在群体的习俗的约束，不顺服这一习俗的做法是不可想像的，一个集体一定有独特的习俗，宗教只不过是将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习俗一部分而已，一个群体只能有一个教会。”
蛮族部落的归信往往由其领袖归信开始，部落居民的团结意味着领袖改变信仰一事会影响到所有民众。但我们也必须指出，领袖改变信仰并不一定是心血来潮之举。有时有政治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据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曾经在与君士坦丁大帝相似的情形下，在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中看见天空或十字架的异象。有证据显示，领袖改变宗教信仰是在经过调查并和政治和宗教领袖商量后才决定的。这里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基督教在7世纪初期是怎样传入诺森伯里亚一带的。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是爱德温，他卷入了争夺王位的斗争。那一时期的典型描述都会提到异象，这件事也不例外。爱德温在异象中被应许说，如果转信基督徒的神，他就能获胜，但他直到咨询了其幕僚的意见以后才做出决定。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还咨询了以前所信宗教的大祭司，大祭司本人也觉得自己的宗教已经失去了能力，如果新的宗教能显明更具优势，那么他们就该接受。罗马主教所派的使者也受邀发表意见。最后的结果是，爱德温决定接受基督教，他甚至要求原先异教的大祭司毁坏其神殿和祭坛。不仅如此，大祭司还请求爱德温任命罗马主教所派的使者为神甫。虽然之后还有动乱不安，但这里的关键是，归信基督教是以集体为单位整体进行的。
第二个例子是俄罗斯人在弗拉基米尔王子带领下归信基督一事。虽然俄罗斯离基督教的中心特别是君士坦丁堡并不远，但令人意外的是，直到 10 世纪后半叶福音才传到那里。弗拉基米尔王子意欲迎娶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公主，这桩婚姻是有政治上的考虑的，其条件是弗拉基米尔必须受洗。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同时，当地人对旧的异教信仰越来越不满，人们意识到，当时以基辅为首都的国家必须选择一个主流信仰，即伊斯兰教、犹太教或者基督教。与爱德温一样，弗拉基米尔也咨询了主要贵族及城市长老的意见，他们都建议先对不同的信仰进行调查。促使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他的祖母在大约 30 年前就成了基督徒，而且在基辅已经有了一个成立了 40 多年的基督教会。在这个例子中，弗拉基米尔同样也是在经历再三的考量和讨论之后，才接受基督教的。
显然，由王子或国王下令来改变信仰难免会使一些人仅仅成为挂名的基督徒。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方式也是符合耶稣基督的命令的，他不仅要求个人作他的门徒，而且要求万国的人作他的门徒。使万国的人成为门徒并非易事，需要很长时间，也需要施洗和教导。一个人即使接受主耶稣之后，他也需要花一生的时间活出信心来。与个人信主相比，使福音在社会的不同方面发挥作用需要更长的时间。
各国都接受基督教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自己看成是旧约中的以色列，就是说，国家与教会在本质上是一体的，接受别的信仰会被视为是对王子和国王的不忠；同时，各国开始把自己的经历与旧约以色列人的经历进行比较，比如说，他们会把饥荒解释为神忿怒的证据。
总结
尽管教会与帝国息息相关，但罗马帝国的衰亡并不意味着教会的终结。教会仍然存在也说明她虽然与帝国有紧密的联系，但最终是超越任何人类帝国的界限的。在从希腊罗马文化转向蛮族统治的过程中，教会能够屹立不倒，这就让人看到，福音既向文明开化的异教徒说话，也向未开化的蛮族异教徒说话，它的确是世界性的信仰。罗马帝国衰亡后，有着古典文明之人的信仰变成了种田农民的信仰。罗马主教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同时，在做出改信基督教的决定之后，蛮族对古老风俗的尊重及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也为教会营造了安全的环境，使得可以安心地开始使万国之民做基督门徒的漫长旅程。对各自习俗的尊重使教会不仅有机会在个人的生命中，也有机会在社会生活中实践这一使命。
资料来自：
教会历史——改革宗圣经学院课程
